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轻松筹曾因对账眼花给借款人打款多按一个0

2019/09/14 来源:亳州信息港

导读

轻松筹联合创始人、副总裁 于亮想用技术解决信任问题,却被接连卷入不信任的漩涡。在可以凭努力去提升的技术和迭代的规则之外,难理解和解决的

轻松筹联合创始人、副总裁 于亮

想用技术解决信任问题,却被接连卷入不信任的漩涡。在可以凭努力去提升的技术和迭代的规则之外,难理解和解决的还是那些处于人性灰色地带、代表不确定性的X,轻松筹的故事即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抗争与突围的故事

于亮的肚子里装着一本厚厚的故事书,聊了近四个小时,他的回答由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构成,大大小小的故事间似有某种看不见的牵引,一个触发一个,旁人提起一星

半点,他便能迅速调取,如数家珍。这些故事时而猎奇,时而耸动,他的声调、神情却鲜有大起大落。即便那些被他称作“神奇”的事件,旁人听得瞠目结舌,他仍 是一副和风细雨的模样。

他所从事的工作是他源源不断的选题库,他的生活即是工作,一份让他“没有多少个人生活”,让他“受不了会骂人”,同时又被他视为“伟大事业”的工作。

初次众筹

位于后永康胡同的东雍创业谷坐落在寸土寸金的二环东北角,前身是北京金漆镶嵌厂,后来被改造为“胡同里的创意工场”。在“双创”浪潮汹涌的2014年,这里 低至元/平米/天的租金吸引了许多初创企业的入驻。彼时刚刚注册公司两个月的于亮和五名技术员搬到这个100平米左右的胡同房,于亮给技术团队在公

司斜对面租了间宿舍,“几乎天天都是早上3点上班,没出过胡同。”他们正在争分夺秒开发的是一款众筹产品。

“众筹”是当年火的创业风口之一。中国报告大厅的数据显示,2014年成立的众筹平台共有84家,平均每月都有七家新平台诞生。于亮的技术团队接了很多众筹 站的外包开发,“大多都是在投机、忽悠人,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做起来”,于亮觉得问题的关键是他们没能解决信任问题,“即便真有什么好想法,要大家给陌生

人先打款,还是会被认为是电信诈骗。”

于亮想到了

,“通过我们的工具生成一个链接,他可以把链接放到他的朋友圈传播,他的好友再帮他把链接放到他好友的朋友圈里传播。”是熟人社交产品,

传播方便,加上当时大力推广的支付,是很好的解决方案。于亮说,这种模式一般能带来三层关系的传播,基于熟人社区的背书,一下子就能解决信任的问 题。团队很兴奋。

基于和移动端的众筹模式很快吸引了一批尝鲜用户,那时围绕各种梦想的众筹计划五花八门,筹集的金额大多是几十几百几千。直到年底,一个名为“拯救创业攻

城狮!”的项目发布,一名29岁的工程师突患急性肝衰竭,他的同事通过轻松筹发起众筹五万元,这则消息迅速在技术圈和创业圈传开,根据项目发起人公布的动

态,“一共筹得善款1399笔,共计390493(其中包括2.3btc)元”。工程师没能救过来,筹款人将钱转交给了家属。

“初我们给产品的定位就是一个筹款工具,就像螺丝刀,放在那什么也不是,你拿起来用就能发挥作用。”在于亮的回忆中,初的几个案例除了有工程师,还有黑桥的画家。

传播效果很明显,用户数量的迅速增长叠加,用户身份的错综复杂,使得多元化的冲突、矛盾开始愈发频繁地凸显出来,原本用来保障信任的机制开始被挑战,内在和外在的问题集中爆发,接连烧向了轻松筹本身。

一触即发

CEO 杨胤是江苏人,创办轻松筹之前,她在IDG中国工作了近18年,负责媒体、会展等业务。搜索她的名字出来的图片链接许多仍然冠以早年的身份,无一例外,妆

容精致、发型考究,气质优雅,是典型的外企女强人形象,“那时候高跟鞋没有这么高,我都觉得没法出门。”坐在桌对面、穿着一件高领羊毛衫的杨胤舒适地靠在 四平八稳的木质茶椅上,左手大拇指和食指比划着一段大概七八厘米的高度。

杨胤是于亮在IDG时期的同事,是轻松筹的天使投资人,2014年10月加入,“我做这个的想法跟他们不一样,我是想着40岁了,我要改变一下自己。”几乎没有过渡的时间,“改变”如期而至,携“狂风暴雨”而来。

“用户支持了这个项目10块钱,但是他支持完以后钱扣掉了,打开项目发现他的钱没在里面,总金额也没变,他们就会打来问为什么。”大病救助的项目很快就迎

来了轮爆发,可初开发时用的算法和语言没法支撑高峰期的访问量,系统一下子就崩溃了,“所有人都会觉得你是卷钱跑路了,那时候全公司都是客服。”于 亮回忆说,因为经常打不进来,那时候轻松筹的客服都被标注成了诈骗,“我们只能全部,在Q群、群不断去安抚他们,告诉他们没跑没 跑。”2015年的春节,轻松筹的20多名员工一天都没放假。杨胤本来早早订好了去欧洲度假的机票,想来想去还是放弃了。

“那时候,不说24小时吧,我们一天二十个小时跟玩儿似的。”当时轻松筹还没有对接银行的财务系统,因为开放了大病救助,每天都有大量的小额资金打入,每打一

笔钱,财务都需要打印一张财务凭证,“我们的财务经常整晚整晚地整单子,一边流眼泪一边在那儿干。”那时候轻松筹只有两个财务人员,每天要应对上百条单 据。财务曾经因为对账眼花,本应给筹款人打款1万,结果多按了一个“0”,终也只要回来3万多。“她害怕做错了,心理压力特别大,也不是哭,就是一直流 眼泪,”杨胤回忆道。

这项业务给轻松筹的运营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“需要有大量的开发人员、客服人员、审核人员,还要有足够好的服务支撑、非常健全的财务系统,非常非常复杂,都涉及到钱,一丝一毫都不能错。”但挑战不止于此。

在知乎一道题为“‘轻松筹’捐钱可信吗?”的问题下,一个获得了390个赞同的回答如是说,“通过这个平台捐款,该平台收取2%的手续费,也就是说你的爱心

也间接为商业买单。”轻松筹对“大病救助”的筹款会收取2%的费用,这“2%”的收费被很多人认为是“雁过拔毛”。在2016年5月《齐鲁晚报》的一篇报 道中,一个在轻松筹上为患病的孩子筹款的母亲甚至使用了“消费大家的爱心来敛财”的说法。

事实上,根据客服站对支付商户对应费率的公示,公益类众筹站需要缴纳0.60%的支付手续费。“这部分是直入直出的,”市场部负责人张颖丽解释说,剩下的费用主要用于运营,包括“验证信息的通道费、服务器的费用等等”。

一些疑问指向了轻松筹的资质问题。在《齐鲁晚报》的那篇报道中,轻松筹的行为被认为是“《慈善法》出台前众筹平台打擦边球”。这曾是轻松筹面临的政策风

险。然而,随着2016年9月1日中国首部《慈善法》的正式实施,包括轻松筹在内的13家平台被民政部指定为互联募捐平台,可以开展合法的募捐项目;法 案还做了明确的界定,即“个人不能发起公开募捐,但可以公开求助”。

轻松筹的模式自此被定义为合法的“个人求助众筹”。资质问题的探讨终锤落,但新的争议再起。比如“平台在审核上该承担多少”、“平台是否该为后续的资金使用负责”,等等。轻松筹还是时常被一些舆论放置在“帮凶”的位置上。

于亮说投资人曾经从商业角度劝他们“放弃”,“一旦贴上公益的标签,你的估值就容易打折扣。”有做过公益的朋友也劝他们,公益很难做,“做得好做得不好都容易得罪人。”

“但说实话,就是甩不掉,”杨胤说。 因为审核调查的需要,团队几乎所有人都跑过医院。杨胤曾经因为审查一个患有血管瘤的孩子的材料,去北京空军总医院逐一见了孩子、孩子的父母和医生。“这个

孩子每半年就要来北京做一次手术,换一次血”,杨胤说,”你见过了以后就想,唉呀,我还能帮上他,就放不下。”

“我是一直要做的。”于亮强调这点,“因为没法‘一刀切’,这个产品天然就带有公益的基因,如果去堵住它,用户还是会去自己使、去传播,我们不能说加强审核,所有跟公益相关的都不能用,也做不到。”

真真假假

“在管理和融资方面,其实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。”杨胤会在一个个故事的间隙平滑地插入她对公司的管理思路和理念。

比如谈到他们拿到“公开募捐平台”资质后的发展规划,她说,“希望我们能起到一个技术型创业企业的作用,做好资金安全、资金管理、资金分配、资金流向等等,来帮助大家更好地筹款。”

很多时候,技术可以提高效率,规则可以规避风险,但棘手的问题却往往在技术和规则之外隐隐生痛,难理解和解决的还是那些处于人性灰色地带、代表不确定性的X。

于亮说,在轻松筹,对这个病要不要筹款的质疑很少,多的质疑是他们家有钱还筹款。于亮说自己“前两天就在群里小生气了一次”。一对来自西安的农村夫妇因为

小孩得了白血病来筹款,结果被举报了。“他(举报人)说据了解,这夫妻俩有房有车,月收入加起来有一万五千块,这种经济水平就应该先去把房子和车子卖了救 小孩,不应该让大家来筹款。”于亮对“据说”两个字很敏感,“我当时就说,他很大可能是在道听途说,西安那个城市我是了解的,夫妻俩一个月挣一万五千块

钱,很难,尤其这俩人还是农村到城市打工的。”

一旦接到实名举报,轻松筹的工作人员就会展开调查,筹集到的钱会被暂时冻结,只有等到举报内容处理完毕、澄清之后才能把钱取走。“(调查收入情况)一般做法

是联系项目发起人提供工资证明,联系就职单位提供证明,还会有匿名志愿者去居委会调查。”经过实地考察,于亮了解到“小孩的父亲无业,母亲在医院做护工, 根本没有那么高的收入”。

在被调查推翻的“举报”中,就有举报人因与筹款人素有过节故意为之,或者双方在同一病房,一方见另一方筹得多,于是举报。“所以道听途说是可怕的,他可能

听到群里有什么议论,也不知真假就来举报,在朋友圈、社群里到处说,好像特了解一样。”人们对于选择信任什么,和由之驱动可能带来的武断和盲目,让于亮很 头疼,“我觉得人身攻击还好,但如果他们说话特别偏激,置摆着的事实于不顾,捏造一些莫须有的、特别难听的东西,我就会受不了,会骂人。”

于亮近参与处理了一起纠纷。一个给养狗基地筹款的项目被人举报了,举报信里说筹款人是个骗子。筹款人提交了公安局和村委会的证明,于亮他们也展开了实地考

察,查证到这个筹款人并不是骗子。“我们跟举报人当面沟通,给他们看我们去基地拍的照片,结果他们说我们是串通起来诈骗的,还到民政部去告我们纵容诈骗。 他们只要认定那个人是坏人,就认定我们是帮凶。”于亮只能接着在双方之间反复调解。但让他费解的是,这些指认轻松筹是“帮凶”的人又在轻松筹上同时为其他

救狗项目捐了好多钱。“你都说我们是纵容骗子的人,为什么还在我们平台捐呢?”到,于亮终于弄清楚了,其实问题的根源在于两伙人对“救狗”的理念有差 异,“一方觉得要吃的狗不应该救,而另一拨人不同意。”

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,如今回顾起来,于亮和杨胤也会感叹一句,“人生百态,挺好玩的。”但诸如此类争议,无论是真是假,无论是否得到了妥善处理,都会在络

上留下痕迹。在百度搜索“轻松筹”,各种论坛、贴吧、问答上诸如“女子募捐后晒吃喝玩乐”、“卖惨骗捐”等案例屡见不鲜。

“在轻松筹上正能量的案例特别多,大部分得到别人帮助的人都会反过来帮助别人的,但这样的事情传不远;负能量的东西,或者本身是有误解的,都会传播得比较远,

比较大。还有很多人没有机会发声,就会被误解了。有机会发声的人,解释完了之后就会离开这个是非圈,不再碰这个东西。”于亮说。

轻松筹的官方微博没有开放公共评论,一般回应争议统一采用盖公章的公司声明,“虽然太冷酷了,但是没办法。”于亮说自己之前吃过亏,曾有友在知乎上私信

他,询问一些关于轻松筹的问题,结果这名友截取对话中的某一段发到上,“他断章取义,结果造成了更大的误会,因为友是带着情绪过来的,他会去选择他 看中的东西来反击你,而不会去关注你后面补充的内容。”于亮说,经过了那件事,公关团队定下规矩,尽量以官方的身份去解释,“其实可以一直跟大家沟通,但

是对于带着目的或带着情绪来的,他就不接受你,你怎么说都不行。”

张颖丽的团队负责轻松筹官方微博的运营,“开始下面的一些小孩一度都对微博失去了兴趣,不愿意打开的就是微博,现在练出来了,该刷微博还是刷微博,看到那

些不理解但是说得很中肯的,我们听完了就记录下来,帮助产品改进;但是对那些特别不理解的,就让他去说吧,不可能全世界都喜欢你。”

下一场硬仗

现在的轻松筹,除了大病救助(即“微爱通道”),还设有“尝鲜预售”、“梦想清单”,其中“尝鲜预售”主打社交电商的概念,“梦想清单”则更像是轻松筹初

的想法。杨胤和于亮在做的就是把三个板块打通,希望能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,给平台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和更大的商业想象。

于亮说现在他们在尝试的一个策略就是,根据捐赠金额的大小,每个捐赠人都会收到一个爱心红包,这个红包不能提现且有使用时限,红包可以在“尝鲜预售”频道购

买商品,红包的成本由商家和平台各担一半。“商家减少的是一点点利润,但能促进销量,平台的流量很大,一般商家都会愿意。”杨胤希望基于公益的基因能探索 出一种独特的商业模式,特别是公益这块能尽快实现自给自足,“它只要自己能够造血,能够自己运转起来,以后在这个方面贴补的钱就会越来越少。”

这两年,轻松筹已经成功地跟公安部谈成了公民身份信息查询接口,跟央行谈成了银行卡四要素验证系统。对杨胤来说,接下来的一场硬仗就是获得医疗系统的支持,

“比如可以回调病历,直接打款到医院。”于亮认为,这比攻下“银行系统”更难,“是一个更为坚实的大壁垒。”但杨胤很有信心,“慢慢来吧,我心里觉得,一 定能搞定。”

2016年5月,杨胤和于亮在距东雍创业谷10分钟步行距离的歌华大厦10层租下了三间大办公室。八个月过去了,如今轻松筹已经发展到两百四十多名员工,拥有“近

一亿三千万”用户。杨胤说自己现在很笃定,“虽然很苦逼,但真的能帮助到别人。”她开玩笑,“做的都是积德的事,现在坐飞机一点不害怕。”

而对于于亮,这个曾经热衷极限运动,上下班骑着杜卡迪、冬天基本在河北滑雪的“顽主”,如今,创业已经成了生活的主旋律。他的肚子里装着一本厚厚的故事书,书里,故事仍在继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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